杨一超的家里有六七十本法律工具书。摄影记者孙振芳

　　“这10年来，我没干别的，净研究法律了。”说这话的人叫杨一超，旅顺口区水师营街道的一位55岁残疾人。1998年，时年45岁的杨一超写下了人生第一份状子，此案历经波折终于反败为胜。

　　此后，老杨凭借着自学的法律知识，帮着街坊邻居打官司，写状子，成了远近闻名的“状王”。近日，爱买法律书籍的杨一超无意间发现了一本书，书中登载了关于他的案例，老杨认为书中内容与事实不符，便开始四处收集证据，目前，他准备将“侵犯我名誉权的五家出版社全都起诉”。

　　从草民、刁民，到良民，再到现在的“状王”，老杨笑称，“看来我这一辈子都要跟法律做伴儿了”。

　　“刁民”杨一超

　　“我拖着一条残疾的腿，就想要一个说法。”

　　“杨师傅，名人。他可是我们这儿的‘状王’。”在水师营街头打听杨一超，记者首先得到了摩的司机这样的回答，“我带你去吧，这几条街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。”

　　“我的故事老了，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”一见面，杨一超就高门大嗓地开讲，嘴里不时蹦出哪部哪部法律的多少条多少款。记者采访他一天，他就这么讲了一天，连一口水都没喝。

　　杨一超回忆说，他们家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经商，自己还有一手裁缝手艺。“街坊们现在都叫我杨师傅，就是那时候叫起来的。”1997年6月的一天，杨一超的邻居跑来告诉他，“杨师傅，咱们这儿快要拆了”。杨一超扔下剪刀跑到了生产队，张贴的告示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，连同他一起的还有34户。“我拖着一条残疾的腿，找了他们无数次，想要一个说法。”

　　转眼过了一年，1998年7月2日，房子被拆了。那一夜，为了守着货物，老杨一家睡在了马路上。天刚亮，老杨就开始写状子，他人生的第一份状子。

　　“草民”杨一超

　　“我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这一部部法律了。”

　　10天后，老杨向法院起诉，开庭后，老杨自以为浑身是理，结果却一败涂地；上诉之后，还是败诉；杨一超没气馁，进一步申诉。2001年12月5日，他接到了判决，折腾了三四年，他终于赢了。

　　赢是赢了，可是杨一超却为此付出了诸多的代价：因为打官司上火，他说自己耳朵有点背，所以说话嗓门越来越高；不仅家里的积蓄打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；不到50岁的中年人，头发白了一大半。

　　谈到自己能反败为胜的“秘诀”，“我是一个草民，我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这一部部法律了。这4年多，相关的法律都让我吃透了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我坚信自己一定能赢。”杨一超指着铺了一床一地的法律书籍、复印件说。

　　自从有人上门收房照，杨一超就意识到自己的法律知识不够用了，跑书店，托人买，杨一超收罗来了省市地方法规、国家法律、政府通知、国家管理条例等40多部法律法规，再加上与打官司有关的法律规章，杨一超的手里能捧出六七十本法律工具书。

　　“法律讲理，我是越学越爱学，越学心里越透亮，越有底气，打官司就越有把握，越上瘾。”杨一超有一本170多页的法律小册子，他几乎能背下来。因为翻得次数太多了，书都变软变轻，书皮用透明胶带粘得严严实实，里面每一页都用五颜六色、粗粗细细的笔勾画得满满当当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叹号、问号、重点号，每一页空白处还写着几句学习体会。

　　“良民”杨一超

　　“我是一个知恩图报、有集体荣誉感的良民……”

　　在杨一超家，他向记者展示了两张复印件，这是两张前些年村里建小学时的捐款收据，一张是1000元，一张是1200元，下面还有一段话，“这虽不是我这个残疾人的丰功伟绩，但足以证明我是一个爱国家、爱集体、知恩图报、有集体荣誉感的良民……”

　　“说实话，我真的不想打官司，花钱上火不说，还丢人。好多人也劝我，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你还想不想在这里过日子了。”老杨说他打官司不后悔，“我精神上的收获更多，我懂了很多法，这能让我受益一辈子。”

　　“状王”杨一超

　　“我只是一个喜欢学法，期待懂法，努力学着用法的小老百姓。”

　　官司赢了，杨一超由一个法盲，变成了当地老百姓的“法律顾问”、“土律师”，凭借着自学的法律知识，杨一超开始帮着街坊邻居打官司，写状子，遇到法律问题，街坊邻居都爱跑来找杨一超问问，不经意间，杨一超成了远近闻名的“状王”。

　　此后陆续有七八家街坊邻居和杨一超打了招呼，请他代理帮忙打官司。一位80岁的老人，临终时留下遗嘱，也把自己的官司委托给杨一超。在他最初代理的三个案子中，都获得了胜利，其中有一个已经拿到了18000多元的赔偿。

　　“他真行，真厉害，帮我们讨回了公道。”在记者采访中，杨一超的邻居纷纷竖起大拇指，不少人也把他当成了榜样，“杨师傅学法、懂法，还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，我们得向他学。”听到邻居们夸他，杨一超感觉很幸福，“不是吹牛，连法官都说我的代理词写得好，还问我打过官司没？是不是律师？”

　　一边为街坊邻居出主意，打官司，一边重新开张自己的小店，杨一超的生活逐渐归于了平静，然而，一次意外邂逅，让杨一超重新踏上了“状王”的轨迹。

　　喜欢看法律书籍的杨一超在书店里发现了一套案例丛书，将他的案子收集其中。此后不久，杨一超先后在五家出版社的书籍中发现了自己的案例，无一例外，都是截至二审败诉时，对于后面杨一超反败为胜的事实只字没提。杨一超不干了。“我要起诉”，杨一超说，他的手里有充足的证据，“我的案子2001年就胜诉了，可是他们（出版社）仍然没有及时更新其中的内容，还把我说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刁民，现在你上网看看，只要输入我的名字，全都是有关我打官司败诉的网页，我要是不告他们，我岂不是到什么时候都还是留下个恶名声吗？我怎么对得起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。”

　　书柜里，一摞摞法律书籍重新被翻出来；炕头上，一张张“证据”重新铺满，杨一超说，他又“上路”了，“看来我这一辈子都要与法律做伴了。”

　　记者临走时，杨一超收起了满炕的文件，紧握着记者的手，“我不是状王，我也不想当状王，我只是一个喜欢学法，期待懂法，努力学着用法的小老百姓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哪会弄出这么多事儿啊？”

　　走出杨一超的家，下午四点的太阳，有点儿刺眼，但是倍儿暖。（记者王磊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