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的一天，一位貌不惊人的中学物理老师抱着一叠厚厚的手稿，敲开了《自然杂志》编辑部的大门。他叫张明生，30多岁。手稿交到编辑李顺祺手里，几天后，便在这本“学界内很有话语权”的杂志上登了出来。时隔一年，这位中学物理老师直接被调入上海师范大学，成为物理系教授。

　　这样的“传奇”，似乎只发生在那个灼热的特殊年代。

　　“在一本科普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，就能够改变命运，这种经历现在是很难复制了。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，像《自然杂志》、《知识就是力量》、《地理知识》、《科学画报》这样的杂志能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，确实是现在任何一本科普杂志都没法比的。”

　　1 杂志也是一所大学

　　《自然杂志》创刊于1978年5月。这年春天，召开了“全国科学大会”。

　　在这期间，钱三强（核物理学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）表示：“世界科技先进的国家都有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杂志，我们自己办一个很有必要。”于是，《自然杂志》应运而生。

　　“那是整个科学界的春天，也是科普杂志的春天，《自然杂志》一诞生，在学术界就很有声望。”这本刊名由郭沫若题写的杂志，立刻成为一个标杆。

　　“我是学物理学出身的，到了《自然杂志》社就分管高能物理和能源，那时我接触的著名科学家太多了，联系最多的是杨振宁、李政道、丁肇中、吴健雄这些人。”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中学物理老师张明生把一叠手稿交到了李顺祺手里。

　　“我看了他的研究成果，很惊讶，也很感动，但心里还是矛盾，因为那个时候，《自然杂志》对稿源的要求很严格，只找国内一流的科学家。我跟社长商量了一下，没想到社长比我还痛快，‘登他们的文章，一定要培养青年人才，杂志也是一所大学。’”

　　于是，这些“物理爱好者”们的稿件，陆续登上了《自然杂志》。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像张明生一样，“脱胎换骨”成了名牌大学的教授。

　　“我们给了他们一个‘发声’的阵地。当然也是因为《自然杂志》在当时确实办得好，这是一个现在不可能复制的办刊模式。”李顺祺今天依旧很怀念当时科普杂志的盛况——大人小孩都爱拿一本科普杂志看。他觉得，当时杂志比较少，任何书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，都大受欢迎。只要是知识，大家就像“海绵吸水”一样，热切企盼着。

　　2 “大人物”关注“特异功能”

　　1979年的夏天，《自然杂志》刊登了一篇文章：《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的观测报告》。

　　报告上说，在北京，有两个孩子——11岁的王斌和13岁的王强，可以用耳朵“认”字。背着他们在白纸上写好字，折好掖在他们耳朵后面，或是放在他们腋下，都能被轻易“认”出来。

　　“这太神了，我当时有些将信将疑。可这篇文章是发表在《自然杂志》上的，而且很多专家一起做了测试。”北京读者文丽（化名）说，“几乎是一夜间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，大部分人是相信的，很多人甚至想测试自己是否也有这种功能。”

　　李顺祺坦承，这件事跟他有直接关系。“当时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，有人跟我说了两个孩子有特异功能的事，我开完会就赶紧跑过去，不过那天他们恰好不在。回上海后，我跟杂志社汇报了这件事，结果社长带队，找了4个编辑，会合了一些北京的教授，大家一起去给两个孩子做了测试，于是就有了那篇稿子。当时对‘特异功能’的报道，在国内几乎没有。”

　　李顺祺称，这篇文章登出没几天，社里就接到了“大人物”的电话。钱学森的秘书打来电话，说钱老要来看望《自然杂志》的同志们。李顺祺接着说：“钱老认为我们《自然杂志》登了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，是全国领头的，他看了文章觉得很不错，并推荐社长带头，成立一个人体科学研究会，社长同意了。”

　　3 老百姓带着朴素心态走进“科学”

　　如果说发表在杂志上的几篇文章，还是毛毛雨，那么，1980年2月4日至10日，由《自然杂志》牵头在上海召开的“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”，则真正促发了一股潮流。

　　“第一次会议还是比较‘纯洁’的，很多大学教授都来了，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参加检测。要是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那个会议，它好像不科学。但在当时，那个会议是以科学的名义召开的，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科学界的一部分真实情况。但是，第二次在重庆开会时，情况就变得复杂了，很多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人也来了。”

　　“那时候好多‘大师’都来做报告。我记得有一个‘大师’曾在工人体育场开了一场报告会，好几万人都去了，座无虚席。那次我也去了，他表演了很多绝活——用眼睛吃东西、挪动东西的位置等等。”

　　文丽那时正值二十多岁，对什么都感到新鲜，“什么科学反科学，那是专家们的争论，一般的老百姓，跟我一样，都是抱着半认真半玩乐的心态去参加这些活动的。当然，觉得特异功能很好玩，至少说明人们生活得更轻松了。”

　　4 “见怪不怪”说明公众成熟了

　　1992年，《自然杂志》的订数已经降到一万册以内。而在80年代，订数最多时曾高达9万册。“根本支撑不下去，工资都发不下来。后来，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，把《自然杂志》转给上海大学来办，这才又复刊了，但现在也是赔钱的。”

　　李顺祺表示，上世纪70年代，一本杂志可以改变一些人的命运；80年代，一本杂志可以掀起一个社会风潮。但那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事件，和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有直接关系。

　　“那时候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几乎只有各种读物，不光是科普类杂志，任何学科的读物都能引起人们的关注。因为获取知识的渠道少，加上封闭太久，大家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也比较差。”

　　在他看来，随着网络的发展，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已经拓宽得太广了。

　　“30年前大家‘见怪就怪’，对科学知识和各种奇异现象‘饥不择食’，现在则是见多识广，见怪不怪，这不正好说明公众整体素质和知识品位越来越高了吗？”

　　在科普行业摸爬滚打了一辈子，经历了一本杂志30年的起起落落，如今，李顺祺仍然非常坚定地说：“我相信人类对于科学的好奇心是永远存在的，这一点在任何时期都一样。” 摘自《瞭望东方周刊》